旧时的当铺素来名声不佳,常被人认为是穷途末路的去处,特别是在鲁迅笔下更被挖苦得惨不忍睹。“当”字之下,昏暗的厅堂,高高在上的柜台刻意制造出的“压迫感”都令当者无地自容。而深藏在“遮羞木板”背后的店掌柜,更干着“看人下菜碟儿”的生财买卖。
时过境迁,当铺早已完成了角色翻身,“典当行”的称谓也更加显得洋气。现代典当行也实现了“商业与融资并存”的产业格局,不仅成为民众的“淘宝”之地,传统典当功能也从为个人济一时之困逐步扩大到为中小企业“应急融资”上,对银行业务的“拾遗补缺”也让典当行无形中充当起“第二银行”的角色。
“以物换钱,救急不救长”是典当行惯来的生存要诀。但最近几年,随着同样以“救急”为生存主线的小额贷款公司、P2P网络借贷公司的异军突起,以及商业银行大力推行供应链金融业务,将渠道下沉至中小企业的外围夹击,典当行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又因受制于滞后的行业监管规定,加之典当企业自身的融资困境,这个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特殊行当,却深陷“夹缝中生存”的尴尬。
面对同质化的业务竞争,典当行如何进行“生存突围”,是坚守传统典当经营方式,还是选择在火爆的互联网金融风口下转型?本期《中小企业金融》带您探访国内规模最大,有着“老派”京味的华夏典当行。这家历经20余年行业洗礼,坚持以“传统典当融资”、“商业物品流通”、“线上典当”三大业务平台为支柱的典当企业,在国内率先打破传统单店经营模式,以产品创新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带有“华夏模式”的品牌连锁经营之路。
磁器口周围1公里内,是北京典当行较为扎堆的区域之一。在崇文门外大街与两广路交汇点上,就是北京市华夏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华夏典当行”)总部所在的位置。为了响应北京奥运的城市规划,华夏典当行于2007年离开了位于前门大街166号的老址营业楼,整体搬迁于此,算下来已有近8个年头。
办公大厦楼下,就是繁华的崇文门商业中心南段的起点。在一层商铺区的步行街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块做工精致、透着简约风格,写有“华夏典当行”五个大字的白色招牌,与以往印象中巨大红底烫金“当”字门脸略有不同。敞亮的落地式窗户,两层富有现代感且透着古香古色的装潢设计,给人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典当形象。一层是黄金、珠宝、翡翠玉石等各式琳琅满目的绝当品销售柜台,这看上去更像是一家珠宝店。踏上10级淡黄色木质台阶,再往二楼深处走,就是客人典当物品的地方,鉴宝评估师一对一的贴心服务,将彼此间的距离感进一步拉近……这里可谓是华夏典当行在京城经营的历史最悠久的店铺之一。
1993年成立的华夏典当行,是自新中国1987年恢复典当行业后,第三家在北京拿到资质的典当企业,并与金保、阜昌、宝瑞通三家典当行一同被称为京城当铺的“老四家”。20多年的光景,让这家典当企业历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传统坐商”到“主动行商”、从“单一典当”到“多元业务”的演变,并一跃成为北京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典当连锁经营企业,其成长轨迹也成为现代典当行发展的一个缩影。
深入典当领域近15个春秋的华夏典当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永,在2003年就成为了这里的掌门人,那个时候华夏典当行已经十岁。职场生涯跨度颇大的杨永,身上始终保留着标准60后的那份严谨与谦逊。做技术出身的他,最早在铁路行业工作多年,之后又转战至大型国企的冶金系统;从最基层的技术员到工程师,再到手握“高级经济师”职称的处长,一路走下来,最终他却在2000年选择辞去稳定的国企工作,而投身到典当行业中。
事实上,杨永并不介入到典当的具体业务中,而是主要发挥过往企业管理的经验,在华夏典当行企业战略、组织结构、管理规范化等方面下功夫。在杨永看来,这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跨界情缘——典当经历带给他的乐趣和成就感或许要更多一些。
杨永直言,“典当是我从事过所有行业里面最有意思的,也是最深爱的,在这个底蕴深厚且长久不衰的行业里面经营企业,也更能发挥个人价值”。身兼北京市典当行业协会会长的杨永,不仅需要带领自己的企业做得更好,同时也要为整个典当行业在当下所处的困境,尽快找到出口。
“商业与融资”的双重属性
英文“Pawn”在名词的释义中被译为典当、抵押物,这一词最早的来源分别为拉丁语中的“Pannum”,意为“衣服”;以及法语中的“Pan”,意为“长筒裙”。从语言文字上看,典当就与低值当物有关,与服装作押换钱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和密切的关系。
追溯起源,典当行确曾载于中国的典籍史册中。当时,中国南朝寺院的典当借贷机构主要是寺库。寺库本是寺院的财产保管机构,其放贷以低于实物价值的物品作为贷款的保证,如果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借款,赎回质押物品,寺库则须收取较高的利息;如无力归还借款,过期不赎,质押物品则任由放款人处理。这种模式被后来的“当铺”所沿袭,晨钟暮鼓的南朝寺院推出的质押贷款业务,成为中国经济史上典当业务之源。
典当堪称现代金融业的鼻祖,是抵押银行的前身。“先有典当,后有票号,再有钱庄”,这是学界对旧时金融业发展过程的清晰描述。根据商务部、公安部在2005年4月1日联合颁布施行的《典当管理办法》中的解释,所谓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
在杨永看来, 现代典当行与老式当铺有着根本性的转变,包括商品的变迁,以及客户群体、服务内容、经营方式、收费模式等都有较大突破。可以说,现代典当行兼具“商业与融资”的双重属性,更像是“奢侈品商场”与“便捷银行”的综合体。
现代典当行也已成为“淘宝”之地。作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流通平台是典当业近十年才出现的新业务,处于快速成长期。“商品售出与收购的差价成为典当行的另一种盈利来源。”杨永指出,比如,老百姓买的贵重商品,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了“废品”,这时候就可以把它拿到典当行,典当变现成为绝当品;典当行再将这些绝当品进行拍卖或变卖,使一些不再发挥作用的物品再次流通起来。对于绝当品销售,目前到典当行购买珠宝的消费者占大多数,以黄金、铂金、翡翠玉器及名牌手表为主。
而现代典当行融资贷款主要分为质押和抵押两类,周期一般都在1-3个月。质押贷款,也就是押上动产向典当行借款,动产包括机动车、金银饰品、古玩字画等。质押价格一般为市场流通价格的60%-80%,其中金器、上等玉石、艺术收藏品的成交价格往往较高。而不动产典当业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办理抵押贷款业务需要先去房管局、土地局办抵押手续,之后才能签抵押贷款合同,拿到当金。不动产典当的息费利率相对较低,而且对不动产的估价完全按照其市场价格。此外,债券等财产权利质也是现代典当行融资的新产物。
典当之本原是传统民品业务,但现代典当行早已扮演起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融通的“第二银行”的角色。据调查显示,全国典当行业务对象约80%是中小微企业。典当行能够在快速崛起的金融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这还要得益于典当行可以满足“个体工商户及中小微企业短期借贷需求”的特殊功能定位。在杨永看来,典当行贷款性质和特点很适合中小企业小额、短期、灵活的资金拆借需求,能够快速地完成评估、放款流程,解客户“燃眉之急”是典当行取胜的关键。
杨永认为,典当行业务和银行是“错位”竞争。“银行主要做长期和大额的业务,手续也比较复杂,时间较长。而90%以上的中小企业希望申请一到三个月的短期贷款,由于临时性的拆借周转需要在几天内筹到资金,一旦错过这个时间窗口就会错过投资机会,甚至会带来巨大损失,而典当行恰好能弥补银行这一不足。”他进而强调,“在典当行办理业务,无需信用调查,也无需他人担保,只要将值钱的东西拿到典当行就可以兑现。有些品种像机动车、动产之类的,可以做到‘立等可取’的放款速度,像一些房地产抵押贷款,最快1天内就能完成,这对于银行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在杨永众多头衔中,还有一个“与中小企业”密不可分的身份,那就是身兼“北京市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一职,在协会及一些行业机构举办的各类中小企业投融资论坛上,还会经常见到杨永的身影。与其步调一致的是,华夏典当行也一直是北京典当行业协会会长单位和北京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在华夏典当行的战略布局中,对自己的品牌进行了诠释和定位:中小企业、个人创富的助力机构。显然,杨永早已把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业务平台看得非常重要,并亲手打造出“中小企业绿色融资通道”。
令杨永深受鼓舞的是,他为华夏典当行对于中小企业融资而大胆推行的业务创新,获得了政策依据和顶层的认可。2015年1月7日,商务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支持典当行做好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通知,内容详细阐述了典当行如何重视发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作用,以及如何引导典当行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做好融资服务。杨永兴奋地表示,“通知引导的方式基本上与华夏典当行的业务模式相吻合,甚至可以说就是以我们的业务模式为模板而设计的”。
华夏典当行为中小企业定制了多元化的贷款方案,其中“助企贷”是一个典型的产品。是个人或企业多元化资产组合贷款业务,可以增加企业贷款额度、扩大资金使用量。而担保物不限于房产、汽车、应收账款、公司股权、知识产权、租赁权、经营收益权等内容,计息灵活,息费每月最低3.0%,第二个月5日计息,整个放款 1-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
在华夏典当行服务的诸多中小企业客户中,运用此类方案的借款案例比比皆是。杨永举例说道,有一家广告公司主要承接高速收费口广告位,之前承包了北京8个六环内高速收费口广告位,近期又新谈了5个六环外高速收费口的广告位,需要增加垫资,这家公司的一名股东在与几家银行交流过后,均不是特别满意,主要是因为需要提交订金的时间比较急促,需要在一周之内完成,而银行短期内无法立刻放款。在与华夏典当行对业务进行沟通后,便决定将其名下的一处房产进行抵押,仅用了3天时间,便获得了65万元的贷款,缓解了因短期资金空缺而带来的困扰。
华夏典当行的融资服务中,既有小到几十万元的个人快速小额贷款,同时也有大到上千万元的企业性质巨额贷款。比如有一家集团下属企业专做经济开发区规划,之前在异地投资建设一块经济开发区,由于总投资超过预期额度,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又逼近年关,银行贷款审批比较繁琐,审批时间较长,对于需要马上用资金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了解到华夏典当行的实力和资质后,该企业负责人直接上门沟通借款事宜,华夏典当行的融资顾问团队根据对方的资产情况,设计了贷款方案,并最终使用其名下的一套厂房成功办理了抵押借款,额度高达1800万元,帮助这家公司度过了难关。
此外,华夏典当行还一直针对小微企业的特点进行尝试,开创了众多衍生的新业务模式,其中就包括在国内首创的中长期典当贷款模式以及最高额循环贷款模式,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中长期贷款企业的成本。
定位制约与业务同质化的双重冲击
“虽然典当行的业务跟金融密切,作为整个金融服务体系的有机补充,有‘第二银行’之说,但它并没有金融行业许可证,也只能算作是‘类金融’行业。”杨永的一席话点破了典当企业发展频频遇阻的关键原因,“典当行本身的定位颇有尴尬,它跟金融挂钩,但又不属于金融领域,这或多或少限制了典当业市场信息获取,以及融资渠道的拓展。”
事实上,典当行身份在《典当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前就一直存在疑问,关于典当的行业类型和典当行的机构属性一直含糊不清,政府对典当行的“身份认定”也是几经周折。
新中国恢复典当行业之后,其归属一直未定,全国共有22个不同部门批设、监管自己的典当行,其中有些省市视典当业为金融业,而大多数地区则未有明确说法。
到了1993年8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对典当行的性质做出明确规定,在其下发的《关于加强典当行管理的通知》中指出:“典当行是以实物质押形式,为个体工商户和城乡居民提供临时性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主管机关是中国人民银行。任何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门不得批准设立典当行。”至此,典当行被定性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划归于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令人意外的是,典当行“金融机构”的定位仅维持了七年时间。2000年8月20日,因金融体制改革和人民银行职能转换的需要,典当行取消金融机构性质,作为特殊工商企业移交给第二任“婆家”的国家经贸委监管。
到了2003年,典当行改由新组建的商务部接管,并一直延续至今。作为特种行业,典当行的成立需要商务部门审批。商务部同时修改了2001年版的《典当行管理办法》,重新加强了典当业入门标准和行业监管,对典当行注册资本的最低门槛、房产抵押业务范围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典当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300万元;从事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从事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
杨永坦言,如今民间资本运行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滞后的行业法规却只字未改,多项条款也成为典当行发展的“紧箍咒”。虽然在2011年,商务部对于《典当行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修改意见,让典当企业一时看到了发展的新契机,“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未能落地”。
而正在典当行饱受定位制约之苦时,随着近两年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格局的演变——银行业务的“下沉式”扩张,以及小额信贷、担保、互联网金融P2P网络借贷公司的兴起,加之民间借贷及“寄卖行”非法变相地开展典当业务的侵蚀,典当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此,杨永直言不讳地表示:“很多限制条件,给典当行业添加了无数枷锁。说句沉重点的话,就是‘戴着镣铐在跳舞’。”杨永进一步指出,强加在典当行身上不合理的因素太多,又没有获得合理的政策支持,内部竞争加剧的同时,同样又受到了小贷公司、P2P等外部的竞争,包括像一些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这种“同质化业务”的打击,使得典当行压力越来越大。
从市场竞争角度来看,“典当行息费水平下调”也许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杨永也强调,“虽然有一定冲击,但是典当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首先,典当的经营范围要比小贷、担保公司宽泛得多,其他机构不会轻易介入到典当传统的民品质押业务范围。而小贷公司则是更多以信用贷款为主,并对贷款对象和资金用途,包括数额有着具体的规定。虽然贷款利率低于典当,但不够灵活;再次,典当有实物做抵押,相对于民间借贷和P2P来说,后者给借贷人带来的风险会更高。
数据显示,2014年典当行的息费收入普遍开始下降,而典当行当金余额也出现了增速放缓的现象,同时成本却在不断增加,典当行的利润也有下滑趋势。加之近年来,典当行业务收费较高,优质客户纷纷流失;典当业务量发展同时受到注册资本的限制,一些小型的典当行因自身运营不规范,业务违约风险逐步加大。
对典当行来说,资本充裕是一个竞争优势,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典当企业而言,资金来源及融资渠道的短缺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典当行要想扩展自身业务,充实资本的方法却过于单一,更多的只能是通过吸纳新股东扩大股金或现有股东追加投资的方式,另一方式则是银行贷款,而贷款要求也是不能超过典当行注册资金的100%。
作为北京市典当行业协会会长的杨永,一直在呼吁给典当行松绑,就像金融机构一样可以获得应有的资金渠道。但令杨永倍感无奈的是,这么多年下来,不但没能拓宽典当行的融资渠道,反而在2013年银监会又下发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防范外部风险传染的通知》,列出了银行须重点关注的外部风险五种主要来源,其中典当行与小贷公司、担保机构、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一同在列。这意味着银行对典当行这样的“类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进一步收紧。
“典当企业只能以自有资金为主来提供融资服务,银监会最新规定银行不能给典当行贷款,这一政策北京地区执行得很彻底。”杨永认为,典当企业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资金就是典当企业的生产资料。现在就好比把“战场上的弹药给切断了”,毋庸置疑,典当行受到了不合理的对待,这也是行业当前所处的困境之一。
据全国典当行业监督管理信息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典当企业7574家,同比增长10.8%。全国典当余额为1012.7亿元,同比增长23.7%。“前两年,大家还都在拼命进入典当行业,但到了2014年情况有所转变,2015年会更受影响。绝大部分省市,典当行的新设指标会非常富裕,使用不完。”杨永称。
典当行业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各地也在不断提高注册资本金的最低限额。杨永进一步强调,“全国的标准不统一,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平均最低注册资本金单次都是在5000万元以上”,而商务部在审批时,对股东产业背景、股东所处的行业也有一定的限制。
“现有的一些规模不大的典当行也在纷纷寻求转型,有的在申请撤销牌照,有的转型做小贷,有的转向村镇银行,甚至有的干脆不碰金融这块,去做其他领域了。”杨永特别指出,“典当行不应局限于某一种模式发展,典当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可以沿着某一个专长进行深根细作。”
多元+触网的双结构
华夏典当行是北京最早一批开设典当业务的企业,是北京1992年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典当行业后,于次年成立的第三家典当行,也是北京最早通过股份制改造并且具有良好股东背景的大型综合性典当贷款融资企业。
华夏典当行最初是一家国有企业,由北京市贸易信托公司全资拥有,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到了2000年,华夏典当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引进包括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北京北美物产集团、北京市国资局等十余家有实力的大股东,公司也一举增资到3100万元,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典当行。到了2002年,公司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成为全国最早获得银行资金支持的典当行。2008年初,华夏典当行增资到1.2亿元,并确定建立跨区域连锁化管理的10年发展战略规划。到了2009年2月,华夏典当行注册资金已增资至1.5亿元,堪称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典当行之一。
从大型国企管理者转型到典当行CEO的杨永,对华夏典当行过去20多年在典当行业的表现颇为满意,“从华夏典当行的业务量和市场规模上看,各项业务都在良性运转,不管是类金融业务还是流通业务,每年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在行业内还是处于绝对的领先位置。”
据杨永介绍,目前华夏典当行完成了从“单一典当”到“多元业务”的转变,首创了“典当+绝当品销售”的全新商业模式,所有出售商品秉承“真品好价格”的理念,成功塑造了“品真阁”子品牌。形成了具有“华夏模式”的传统典当融资、商业物品流通、线上典当三大业务平台。
具体业务可细分到:以房产、机动车、财产权利典当业务,服务中小微企业融资“金融业务平台”;以民品典当、绝当品销售为核心业务,搭建物品的变现与再次销售平台,创服务绿色循环经济的“物品流通平台”;以“华夏e当”电商网站为支撑,发挥华夏典当行线上线下的协同优势的“电子商务平台”。
“从业务品种上,产品创新是华夏典当行快速成长的原动力。”杨永介绍道,从1993年成立至2004年,华夏典当行一直以做传统民品业务为主,主要是一些金银珠宝、日常用品、家用电器等典当。这期间,在1997年有一个业务创新,就是在国内第一家推出了汽车质押贷款业务;同时在1998年又是率先冲破禁区,正式推出股票质押贷款业务,成为国内典当行中第一家在资本市场领域“吃螃蟹”的企业……
到了2001年,典当业经营范围进行扩充,允许典当行操作不动产的抵押业务。尽管新兴项目不如传统典当业务好掌控,但华夏典当行还是勇于尝试,在行业内率先开展起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而这一业务,也在后来北京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得到了认证,并一举成为华夏典当行最重要的融资业务。
据商务部公开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底,全国典当企业业务结构保持稳定,房地产典当业务、动产典当业务和财产权利典当业务分别占所有典当业务的52.4%、29.8%和17.8%。
“房地产抵押业务的比重比较大,一般的典当企业都是这样,华夏典当行也不例外,占比达到50%以上。”杨永指出,如果就当物数量来计算,房产典当业务的笔数远小于贵金属、名表等民品典当业务的数量,但房产典当相对其他当物来说,房产价格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单位金额更大,典当行获取的利润点远高于其他品类。
与银行相比,典当行房地产抵押业务能够拥有一席之地,对当户而言,一是房产典当出来的金额较大能够满足企业周转的需求,而房产典当相对于机动车、民品典当来说,息费又是最低的。目前华夏典当行房产典当的息费为每月2.5%,机动车为每月3.5%,民品典当为每月4.7%;二是因为典当行灵活、快速的审核速度,在对客户资信审查的严格程度上,典当行也与银行有着很大的差异。典当行不会过分纠缠于客户信用记录,而更注重客户质押、抵押物的“现实价值”。从普通住宅、别墅到写字楼、商铺,目前华夏典当行房产典当的单笔放款数额已超过千万元。
在市场上,华夏典当行针对房产典当推出了“房易贷”、“增值贷”、“中意贷”三大特色产品。其中,“房易贷”是北京市全款房产贷款业务,快速解决客户临时贷款需求,从洽谈、评估、签约、抵押公证到放款,整个流程最快8小时完成,息费7天1%,15天1.5%,30天2.5%,第二个月5日计息;“增值贷”是针对北京市商业银行已抵押房产贷款业务产品,特点就是每月可增加贷款额度、扩大资金使用量,银行还款后,立即释放授信额度,放款速度也是最快8小时完成,息费每月2.8%,第二个月5日计息;“中意贷”则是针对北京市全款房产中长期贷款业务,是全国首推年化利率的典当融资服务,可以满足中长期贷款需要,1-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放款,息费每月最低1.0%,服务费3.0%。
针对汽车典当,华夏典当行也一直在不断尝试业务创新。目前比较通用的有两大特色产品,一个是北京市全款机动车贷款业务的“车易贷”产品,最快30分钟放款,最高可至评估金额的90%,包括私家车、公司用车、专用车、未上牌车均可操作,息费分别为3天1.0%,7天1.5%,15天2.0%,30天3.5%;另一个是专属的汽车企业类贷款产品“车企贷”,华夏典当行已与众多品牌经销商合作,不限地区的4S店、经销商、二手车经纪公司等贷款业务,最快24小时放款,最高可至评估金额的90%,不影响4S店经营,还款灵活,可随时部分还款并提供车辆替换服务,息费每月最低3.0%。
杨永坦言,创新的产品虽然蕴含一定的市场认可风险,但最终都给华夏典当行带来了不错的市场收益。多元化的业务创新经营,也让华夏典当行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在客户服务方面,相对于小贷公司不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4倍的收费标准,典当行的息费高,是个不争的事实。以前,典当行普遍采用的计息费方式是:以月为计息费周期,当期不满5天,按5天计息;超过5天则按一个月计息,35天就将收取2个月的息费。企业一不小心就可能产生高额月息。但经营方式灵活的华夏典当行,通过调整计息时间的方法实现了变相“降价”的营销策略。现在以5天为计算单位,缩短了利息周期,客户可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还款时间。
同时,华夏典当行在当前的“互联网金融风口”之下,也果断地开始了“触网”的尝试。
“当前典当行业与互联网接轨还主要是电子商务,就是借助网络平台实现绝当品的销售。”杨永指出,互联网金融做的是线上,而传统典当业务则更专注于线下,所以典当能否沿袭互联网金融模式运作还有待考量。
在华夏典当行的三大业务平台中,典当借助“互联网”发展,早已在杨永的布局之中,以“华夏e当”电商网站为支撑,发挥华夏典当行线上线下的协同优势,在国内典当行业打造出首家电子商务平台。
“主打的华夏e当是计划实现绝当品线上销售、在线典当、专家在线咨询服务三项主要业务。目前主要是在线零售这块,保证所有出售的商品全部保真,且价格实惠,大部分珠宝首饰类饰品都配有经国家认证的质量检验证书。得到客户的认可后,下一步将开发出在线咨询以及在线典当这类业务功能,直接实现在网上成交。”杨永强调。
“有一些价值比较低的标准品在线销售业务表现还是不错,相对价值比较高的,在线上的表现不如线下的交易。”杨永表示,目前华夏e当主要通过第三方快递的形式配送。如果是北京同城的,价值比较高的,也可以派专车送过去。“另外一方面,我们把线上销售和实体店结合在一起,类似O2O的模式,华夏典当行也在O2O方面做出一些探索。”杨永进一步解释道,“我们一些货品和店面是共用的,客户在网上看了之后,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把具体货物所在的实体店位置告知客户,也会和客户预约时间,让他去店面看一看。而且这种成交既可以在网上,也可以在实体店购买。”
值得一提的是,华夏典当行在官网的分支机构栏目里还嵌入了百度地图,这样客户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自己所在行政区的每一个门店的位置,服务也更贴近人性化。
行商+连锁的双驱动
“旗帜性的典当行必须有跨区域分公司,有连锁门店。”杨永表示,“过去典当行业是门对里开,是别人走进来,是那种单店经营‘死等’客户的经营方式。华夏典当行率先提出从‘传统坐商’到‘主动行商’、由单店经营向多店经营的转变,坚持要门往外开,主动出击。”
要将典当业做大做强,引进商业连锁经营模式不失为一条有效捷径。经过20多年的经营探索,华夏典当行成为北京最早开展连锁经营模式的企业,门店扩张速度以及区域布局范围呈迅猛之势。
2007年6月,随着北京第二家店面——朝外店的开业,以及同年12月第三家店面——中关村店的开业,标志着华夏典当行正式进入连锁化经营时代。
“连锁化经营使得华夏典当行的品牌得以快速传播,并带来了规模效益。一些人力资源,像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鉴定工作,都可以通过总部根据各网点的实际情况进行统一调配。”杨永指出,目前华夏典当行公司规模达到1000人,其中200人驻扎总部,其余人全部分布在各区域连锁店内。而所有的分店都是类似银行分行性质的,超权限业务需要总公司的审批,人员也可以自由调动。
在杨永看来,典当行在绝当品销售方面有更大的潜力,而“商场店”、“精品店”对于人们了解华夏典当行这一品牌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2010年1月,随着华夏典当行金源燕莎MALL店的开业,也一举成为典当行业第一个同商场合作的企业,此后入驻的商场还包括燕莎奥特莱斯、当代商城、西单商场、华联购物中心、王府井百货等北京主流商场。截至目前,华夏典当行已拥有40余家商场店。
“目前,华夏典当行连锁店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已经开业、营业的店铺大概有50家,其中49家在北京,1家在天津。”杨永强调,2014年华夏典当行开始尝试走全国化连锁的路子,率先在天津做出“异地连锁”尝试,“目前天津店的运行情况比预想的要好很多”。
可以说,当前我国典当行在跨区域经营上困难重重。现行的典当管理办法规定,达到一定标准的典当行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分支机构。但实际上,典当行要想真正跨区设立分支机构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涉及异地管理,跨区域审批带有一定的行政审批色彩。
“2015年,保守预计在京外计划开店5-10家。”杨永指出,华夏典当行在2015年的主要重心就是在北京市场稳步经营的同时,克服跨区域经营的难处,走出北京,选择国内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去尝试异地连锁经营模式。“目前有几个城市正在接洽,但还没有具体目标。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为主、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外地一开始不会开得特别多、特别猛,通过试水成功之后,在哪个地区更适合,再大面积地摊开。同时,北京市场也还没有完全饱和,我们还会选择比较理想的地段继续扩张。”
在杨永的心中,华夏典当行的未来发展一定要顺应时代变化及市场的需求,提前有前瞻性的规划。华夏典当行除了坚持走连锁经营的线路之外,公司的下一步发展也有意往资本市场上靠拢。作为类金融机构的典当企业,如果能成为一家上市企业,那么对华夏典当行,乃至全行业都是一件好事。杨永认为,“行业监管虽然没有明确典当企业不能上市,但是实际上却受到了很多限制,虽然现在没有明确的上市时间表,但从远期目标来看,还是要走资本化的路子。”当前,商务部对典当行有很多限制要求,一是不能引入外资股东,二是典当行不能是股份公司,而要选择上市就必须要改制。滞后的行业监管规定,只能让杨永的上市计划再往后拖一拖。
“任何金融机构和类金融企业风险控制都是必不可少的,典当行也不例外。”杨永表示,典当行业的风险主要集中在鉴定估价,以及绝当品变现,即处理坏账的能力。
对于如何增强典当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杨永认为首先要去除附加在物品上的泡沫成分,收当时注意“验当”环节,准确评估典当物品的价值,避免出现无法处理的绝当物,而后期的风险处置能力更加重要;第二,需要加强对客户还款能力的调查,准确把握客户的经营状况和资金运行情况,以免出现不良资产。
规模较大的典当行设立风险控制部门会有助于减低风险,从而实现资金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通性。华夏典当行在行业内也较早建立起自己的风险控制和法律部门,将风险控制交给专业人员处理。包括对于合同文本细节上的控制、整个业务操作流程上合规性的把控,并且还要考虑到业务人员的道德风险。杨永认为,这样做不仅能够及时发现风险点,还能未雨绸缪,研究相应的补救措施。
华夏典当行有一套自有的风险控制体系,尤其在贷前、贷中、贷后都有不同的方式,评估手段和评估标准。放款前期对客户资质进行审核,了解其借款用途、用款周期和还款来源;放款中期对担保物进行评估。评估值会参照市场价格以及华夏典当行对担保物的评估,从而实现典当评估参考价;放款后要看三大方面:一是客户用款时间是否按约定时间执行;二是定期查看客户续费情况、逾期情况;三是长时逾期客户协商处理或拍卖。
此外,华夏典当行培养、积累的一大批专业、资深典当师也是控制风险的一道保护屏障。目前鉴定、评估团队具体细分到民品典当专家、房产典当专家、机动车典当专家、财产权利典当专家、金融产品专家五大领域。
“让客户觉得进典当行,就像进银行VIP贵宾室一样。”在品牌化之路下,杨永要求华夏典当行更加注重用户体验,让业务操作的环境与细节更具“人性化”。典当行成为一种新时尚,必须颠覆过去制约典当的神秘、误解、不堪等不利因素,通过不断完善自己,力争将公司打造成受人尊重的“百年老店”。